后疫情時代的全球能源格局充滿不確定性，迫切需要樹立新思維、謀劃新對策。建議各方攜手施策，打造“供應與需求雙向安全體系”，紓解“能源安全傳導壓力”，搭建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合作機制。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及蔓延對國際石油市場造成極大沖擊。由于石油消費需求受到抑制，主要產油國之間非理性博弈，未能及時達成深化減產協議，使供給側產量嚴重過剩，引發油庫爆滿、油輪趨緊、油價斷崖式下跌，甚至WTI原油期貨合約價格出現負值。
近期，隨著中國及部分國家、地區的疫情形勢有所好轉，石油消費需求明顯回升，加之歐佩克產油國與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減產協議生效，油價開始走出超低“陰影”。考慮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未來可能出現反復，誘發市場頻繁“暫停”和“重啟”，國際油價將進入一個較長的大幅波動周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面臨嚴峻挑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后疫情時代的全球能源大變局充滿不確定性，迫切需要樹立新思維、謀劃新對策。
以全球視野和世界眼光，
打造“供應與需求雙向能源安全體系”
近年來，全球能源轉型持續加快，各類新能源加速發展，但至今還沒有哪一種能源能夠真正替代石油的戰略地位。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占比仍超32%，全球能源安全的核心主要聚焦在石油問題上。由于全球石油資源和消費區域分布嚴重不均，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使石油成為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宗商品之一。但凡石油問題，又必然是國際問題。
據權威數據，全球常規石油資源的70%以上集中在中東、北美、中亞—俄羅斯三大地區，全球石油消費量的50%以上需要通過貿易解決。2019年，世界石油產量中，中東約占32%、北美約占25%、中亞—俄羅斯約占16%；世界石油出口總量中，中東約占40%、北美約占17%、中亞—俄羅斯約占11%；世界石油進口量中，亞太地區占近50%，主要流向中國、印度和日本、韓國等。美國、沙特、俄羅斯是世界前三大主要產油國，分別約占16%、13%、12%，合計為41%；中國、美國、印度是世界前三大進口國，分別占22%、14%和10%，合計為46%。世界主要油氣生產大國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油氣出口，如俄羅斯的油氣收入占GDP的25%、國民總收入的40%、出口總額的50%，沙特的石油收入占GDP的40%、財政收入的80%、外匯收入的90%以上。盡管兩國都一直致力于推動經濟多元化，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油氣依然是他們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顯然，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能源安全保障。上世紀70年代的兩次中東石油危機，引起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石油消費國對石油供應安全的高度重視，大力發展能源國際化、多元化，建立穩定的供應來源和戰略石油儲備制度，突出以穩定石油供應和價格為中心的能源安全戰略；后來，隨著世界能源格局的調整，越來越多的產油國開始關注石油需求安全，不斷向下游產業鏈、消費市場及銷售網絡延伸，突出以穩定石油出口和收入為中心的戰略，并由此推動國際市場供應與需求之間總體處于緊平衡狀態。供需兩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打破平衡，引發恐慌性放大效應，使油價大幅上漲或下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疊加油價大幅度下跌，主要是因各種“隔離”“封閉”措施造成交通出行“停擺”，導致剛性需求市場“崩塌”。與過去那種因供應不足甚至中斷造成的正向沖擊相比，這種來自需求嚴重萎縮的逆向沖擊更接近經濟衰退或蕭條的特征，也更具破壞性，將深刻影響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后疫情時代的全球能源安全將是涵蓋供應、需求、價格、運輸、環境等多重風險要素在內的綜合性安全，需各方攜手施策，打造“供應與需求雙向安全體系”。
正視行業“鐘擺效應”，
做好“逆周期能源安全布局”
回顧歷史，國際油氣領域存在著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鐘擺效應”，主要表現為油氣價格的漲跌及投資規模、油氣產量等的增減。由于油氣項目通常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油氣田“關井”“減產”“停產”“復產”等技術難度大，而油氣市場的需求價格彈性又相對較小，影響價格的非經濟因素較多，各種力量博弈較量，使“鐘擺”過程充滿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今年以來的這一輪低油價，導火索是新冠肺炎疫情，實質上則源于上一輪高油價刺激下的油氣投資熱，加上不斷出現的新技術，特別是頁巖油氣革命、深水資源的成功開發等，使全球石油和天然氣的產量在不到10年時間內增長了13%和60%。在帶動世界油氣行業繁榮的同時，也使全球年均原油產量相對需求過剩了約100-200萬桶/日。2017年初，歐佩克+聯盟開始執行減產協議，執行力度很大，但依然難以抵過美國頁巖油的井噴式增長。有資料顯示，與減產前的2016年相比，2019年歐佩克原油產量累計減少240萬桶/日，而同期美國石油產量提高了470萬桶/日，世界石油市場的供應過剩局面沒有實質性改變。
新冠肺炎疫情對石油市場和油價的沖擊，既屬于“黑天鵝事件”，也可稱之為“灰犀牛事件”。換句話說，即便沒有新冠肺炎疫情，石油市場也可能會進入供需關系調整期，只是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加速了這一進程，而油價下跌根本剎不住市場需求量的大幅銳減，不得不靠供給側的大幅減產。在市場倒逼和政府干預下，全球石油產量和供應量減少了近20%，基本接近需求量的下降水平，才使油價艱難止跌回升。
但是，必須看到，由于產油國的石油出口和財政收入銳減，再投入能力下降，石油公司的收入、利潤也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現大面積虧損，紛紛削減投資預算，關閉一批高成本項目，暫停一批戰略性項目。有資料顯示，今年以來，全球油氣上游投資預算已削減30%，未來3-5年的投資可能繼續縮減。考慮到大中型油氣項目的投資周期通常需要2-3年，在后疫情時代的2025年前后，全球很可能出現油氣市場供不應求的局面。即便是供需總量能夠基本平衡，也不排除可能出現結構性余缺、區域性供應趨緊的情況。所謂“每一輪低油價都會為下一輪漲價播下‘種子’”，我們需要立足全局、登高望遠，提早謀劃逆周期的能源安全布局。
預防風險“疊加效應”，
紓解“能源安全傳導壓力”
新冠肺炎疫情疊加油價下跌，對油氣上下游產業鏈、全球供應鏈產生連鎖反應，并將風險傳導到相關領域。在世界各國持續加碼的經濟刺激政策中，許多舉措直接或間接與能源相關，紓解產業鏈、供應鏈的傳導壓力和疊加風險。
首先，要建立多能互補協同發展機制。全球能源向清潔、低碳方向轉型是大勢所趨，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年里，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持續增長，而且風電、光伏發電的成本已接近傳統火電水平。油氣行業是參與可再生能源投資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主要大石油公司對可再生能源業務的投入已達到年投資預算的近10%。超低油價不僅會影響可再生能源的持續投資，也可能擠壓新能源的推廣利用空間，使能源轉型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在今后一個相對較長的能源轉型期內，化石能源的清潔化利用與新能源的快速發展將相向而行，需要建立完善多能互補的協同安全保障機制。
其次，要強化能源金融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全球油氣產業的背后是龐大的金融資本和債務鏈，尤其在美國的頁巖油氣領域，大批中小生產商主要依靠各種風險投資、金融債券的支撐。據公開資料，目前美國能源行業企業債存量規模已超8000億美元，其中97%以上與油氣企業債務有關。歷史上的多次油價暴跌，都曾導致大規模能源企業破產、債務違約。油價持續低位或大幅波動很可能導致債務鏈斷裂，甚至引發金融危機，需要建立完善能源金融風險預警防控機制。
再次，要完善能源價格形成和調節機制。國際油價與股價、匯市以及黃金、其它大宗商品市場等關聯密切。全球各類產業鏈幾乎都與能源、資本市場掛鉤，市場供需不穩、油價大幅波動，都會導致資本市場紊亂，進而影響實體產業鏈的正常運行，同時也將直接影響輸出國與輸入國的財政預算、經濟恢復計劃等。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石油凈進口大國，油價下跌可以降低進口成本及下游生產成本，但如果引發其他工業品價格同步下跌，就可能加劇通縮預期，使降息、減稅的經濟刺激政策效果打折，需要建立完善能源價格形成及濾波調節機制。
加強各國互信互助，
搭建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合作機制
目前，國際能源市場上的悲觀、恐慌情緒依然占居上風，對未來的市場恢復、經濟復蘇以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缺乏信心。加強國際合作，完善能源治理，穩定市場預期和油價，有利于完善面向未來的全球能源安全體系。
一要深化能源領域全產業鏈的國際合作。后疫情時代的全球能源產業鏈、供應鏈格局將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能源生產國、消費國及國際組織之間應加強磋商溝通，增強政治互信、經濟互助及政策協調，擴大從上游資源開發到下游加工銷售的全產業鏈合作，共同維護能源市場穩定并建立聯合應急機制，促進能源供應與需求關系的基本均衡，努力做到能源供應的可持續、需求的可滿足、價格的可承受。
二要加強能源領域技術創新的國際協作。推動能源轉型的關鍵是技術革命，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快了能源領域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升級步伐。無論是傳統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技術，還是各類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開發技術，以及提高能效和減排技術，都應加強研發創新及成果推廣的國際合作。世界各國應站在全球能源、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打破技術壁壘和封鎖，使更多國家和人民能夠從技術進步中受益。
三要營造有利于能源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能源問題涉及國際地緣政治和安全，需要通過能源外交穩定地區局勢、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動輒發動“石油戰爭”。后疫情時代可能導致逆全球化、單邊主義、本土主義、保護主義等現象抬頭，需要更好地發揮能源外交作用，致力于保持國際能源貿易正常秩序，確保全球能源通道安全暢通，推動形成長期穩定的世界能源生產、運輸、消費格局。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及蔓延對國際石油市場造成極大沖擊。由于石油消費需求受到抑制，主要產油國之間非理性博弈，未能及時達成深化減產協議，使供給側產量嚴重過剩，引發油庫爆滿、油輪趨緊、油價斷崖式下跌，甚至WTI原油期貨合約價格出現負值。
近期，隨著中國及部分國家、地區的疫情形勢有所好轉，石油消費需求明顯回升，加之歐佩克產油國與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減產協議生效，油價開始走出超低“陰影”。考慮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未來可能出現反復，誘發市場頻繁“暫停”和“重啟”，國際油價將進入一個較長的大幅波動周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面臨嚴峻挑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后疫情時代的全球能源大變局充滿不確定性，迫切需要樹立新思維、謀劃新對策。
以全球視野和世界眼光，
打造“供應與需求雙向能源安全體系”
近年來，全球能源轉型持續加快，各類新能源加速發展，但至今還沒有哪一種能源能夠真正替代石油的戰略地位。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占比仍超32%，全球能源安全的核心主要聚焦在石油問題上。由于全球石油資源和消費區域分布嚴重不均，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使石油成為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宗商品之一。但凡石油問題，又必然是國際問題。
據權威數據，全球常規石油資源的70%以上集中在中東、北美、中亞—俄羅斯三大地區，全球石油消費量的50%以上需要通過貿易解決。2019年，世界石油產量中，中東約占32%、北美約占25%、中亞—俄羅斯約占16%；世界石油出口總量中，中東約占40%、北美約占17%、中亞—俄羅斯約占11%；世界石油進口量中，亞太地區占近50%，主要流向中國、印度和日本、韓國等。美國、沙特、俄羅斯是世界前三大主要產油國，分別約占16%、13%、12%，合計為41%；中國、美國、印度是世界前三大進口國，分別占22%、14%和10%，合計為46%。世界主要油氣生產大國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油氣出口，如俄羅斯的油氣收入占GDP的25%、國民總收入的40%、出口總額的50%，沙特的石油收入占GDP的40%、財政收入的80%、外匯收入的90%以上。盡管兩國都一直致力于推動經濟多元化，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油氣依然是他們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顯然，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能源安全保障。上世紀70年代的兩次中東石油危機，引起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石油消費國對石油供應安全的高度重視，大力發展能源國際化、多元化，建立穩定的供應來源和戰略石油儲備制度，突出以穩定石油供應和價格為中心的能源安全戰略；后來，隨著世界能源格局的調整，越來越多的產油國開始關注石油需求安全，不斷向下游產業鏈、消費市場及銷售網絡延伸，突出以穩定石油出口和收入為中心的戰略，并由此推動國際市場供應與需求之間總體處于緊平衡狀態。供需兩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打破平衡，引發恐慌性放大效應，使油價大幅上漲或下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疊加油價大幅度下跌，主要是因各種“隔離”“封閉”措施造成交通出行“停擺”，導致剛性需求市場“崩塌”。與過去那種因供應不足甚至中斷造成的正向沖擊相比，這種來自需求嚴重萎縮的逆向沖擊更接近經濟衰退或蕭條的特征，也更具破壞性，將深刻影響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后疫情時代的全球能源安全將是涵蓋供應、需求、價格、運輸、環境等多重風險要素在內的綜合性安全，需各方攜手施策，打造“供應與需求雙向安全體系”。
正視行業“鐘擺效應”，
做好“逆周期能源安全布局”
回顧歷史，國際油氣領域存在著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鐘擺效應”，主要表現為油氣價格的漲跌及投資規模、油氣產量等的增減。由于油氣項目通常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油氣田“關井”“減產”“停產”“復產”等技術難度大，而油氣市場的需求價格彈性又相對較小，影響價格的非經濟因素較多，各種力量博弈較量，使“鐘擺”過程充滿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今年以來的這一輪低油價，導火索是新冠肺炎疫情，實質上則源于上一輪高油價刺激下的油氣投資熱，加上不斷出現的新技術，特別是頁巖油氣革命、深水資源的成功開發等，使全球石油和天然氣的產量在不到10年時間內增長了13%和60%。在帶動世界油氣行業繁榮的同時，也使全球年均原油產量相對需求過剩了約100-200萬桶/日。2017年初，歐佩克+聯盟開始執行減產協議，執行力度很大，但依然難以抵過美國頁巖油的井噴式增長。有資料顯示，與減產前的2016年相比，2019年歐佩克原油產量累計減少240萬桶/日，而同期美國石油產量提高了470萬桶/日，世界石油市場的供應過剩局面沒有實質性改變。
新冠肺炎疫情對石油市場和油價的沖擊，既屬于“黑天鵝事件”，也可稱之為“灰犀牛事件”。換句話說，即便沒有新冠肺炎疫情，石油市場也可能會進入供需關系調整期，只是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加速了這一進程，而油價下跌根本剎不住市場需求量的大幅銳減，不得不靠供給側的大幅減產。在市場倒逼和政府干預下，全球石油產量和供應量減少了近20%，基本接近需求量的下降水平，才使油價艱難止跌回升。
但是，必須看到，由于產油國的石油出口和財政收入銳減，再投入能力下降，石油公司的收入、利潤也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現大面積虧損，紛紛削減投資預算，關閉一批高成本項目，暫停一批戰略性項目。有資料顯示，今年以來，全球油氣上游投資預算已削減30%，未來3-5年的投資可能繼續縮減。考慮到大中型油氣項目的投資周期通常需要2-3年，在后疫情時代的2025年前后，全球很可能出現油氣市場供不應求的局面。即便是供需總量能夠基本平衡，也不排除可能出現結構性余缺、區域性供應趨緊的情況。所謂“每一輪低油價都會為下一輪漲價播下‘種子’”，我們需要立足全局、登高望遠，提早謀劃逆周期的能源安全布局。
預防風險“疊加效應”，
紓解“能源安全傳導壓力”
新冠肺炎疫情疊加油價下跌，對油氣上下游產業鏈、全球供應鏈產生連鎖反應，并將風險傳導到相關領域。在世界各國持續加碼的經濟刺激政策中，許多舉措直接或間接與能源相關，紓解產業鏈、供應鏈的傳導壓力和疊加風險。
首先，要建立多能互補協同發展機制。全球能源向清潔、低碳方向轉型是大勢所趨，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年里，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持續增長，而且風電、光伏發電的成本已接近傳統火電水平。油氣行業是參與可再生能源投資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主要大石油公司對可再生能源業務的投入已達到年投資預算的近10%。超低油價不僅會影響可再生能源的持續投資，也可能擠壓新能源的推廣利用空間，使能源轉型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在今后一個相對較長的能源轉型期內，化石能源的清潔化利用與新能源的快速發展將相向而行，需要建立完善多能互補的協同安全保障機制。
其次，要強化能源金融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全球油氣產業的背后是龐大的金融資本和債務鏈，尤其在美國的頁巖油氣領域，大批中小生產商主要依靠各種風險投資、金融債券的支撐。據公開資料，目前美國能源行業企業債存量規模已超8000億美元，其中97%以上與油氣企業債務有關。歷史上的多次油價暴跌，都曾導致大規模能源企業破產、債務違約。油價持續低位或大幅波動很可能導致債務鏈斷裂，甚至引發金融危機，需要建立完善能源金融風險預警防控機制。
再次，要完善能源價格形成和調節機制。國際油價與股價、匯市以及黃金、其它大宗商品市場等關聯密切。全球各類產業鏈幾乎都與能源、資本市場掛鉤，市場供需不穩、油價大幅波動，都會導致資本市場紊亂，進而影響實體產業鏈的正常運行，同時也將直接影響輸出國與輸入國的財政預算、經濟恢復計劃等。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石油凈進口大國，油價下跌可以降低進口成本及下游生產成本，但如果引發其他工業品價格同步下跌，就可能加劇通縮預期，使降息、減稅的經濟刺激政策效果打折，需要建立完善能源價格形成及濾波調節機制。
加強各國互信互助，
搭建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合作機制
目前，國際能源市場上的悲觀、恐慌情緒依然占居上風，對未來的市場恢復、經濟復蘇以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缺乏信心。加強國際合作，完善能源治理，穩定市場預期和油價，有利于完善面向未來的全球能源安全體系。
一要深化能源領域全產業鏈的國際合作。后疫情時代的全球能源產業鏈、供應鏈格局將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能源生產國、消費國及國際組織之間應加強磋商溝通，增強政治互信、經濟互助及政策協調，擴大從上游資源開發到下游加工銷售的全產業鏈合作，共同維護能源市場穩定并建立聯合應急機制，促進能源供應與需求關系的基本均衡，努力做到能源供應的可持續、需求的可滿足、價格的可承受。
二要加強能源領域技術創新的國際協作。推動能源轉型的關鍵是技術革命，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快了能源領域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升級步伐。無論是傳統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技術，還是各類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開發技術，以及提高能效和減排技術，都應加強研發創新及成果推廣的國際合作。世界各國應站在全球能源、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打破技術壁壘和封鎖，使更多國家和人民能夠從技術進步中受益。
三要營造有利于能源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能源問題涉及國際地緣政治和安全，需要通過能源外交穩定地區局勢、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動輒發動“石油戰爭”。后疫情時代可能導致逆全球化、單邊主義、本土主義、保護主義等現象抬頭，需要更好地發揮能源外交作用，致力于保持國際能源貿易正常秩序，確保全球能源通道安全暢通，推動形成長期穩定的世界能源生產、運輸、消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