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未來部分垃圾焚燒發電廠“吃不飽”的一個縮影。

根據磐之石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磐之石”)發布的《錯誤的激勵——再論終止垃圾焚燒發電電價補貼政策的必要性》(以下簡稱《報告》)，如果上海的垃圾分類回收效果未來五年在更多的城市展現，終端焚燒處理垃圾總量將較原有趨勢出現下降，從而削減建設新焚燒廠的需求。

磐之石創始人趙昂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垃圾焚燒項目在‘十三五’期間大規模的上馬，未來存在產能過剩的風險，投資方有可能收不回成本。如果建設過多的焚燒廠，卻沒有足夠的垃圾來燒，可能造成焚燒廠運行小時數降低，形成類似于煤電行業的‘擱置資產’。”

可焚燒的垃圾量減少

6月10日，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在《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發布會上提到，“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2011-2020年)，我國垃圾焚燒廠的數量增加了303%，焚燒處理量增加了577%。

2010年我國在運行焚燒廠104座，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量約2300萬噸/年;到了2019年為401座，處理量1.2億噸/年。十年間，城市生活垃圾中焚燒處理占比由18.8%上升至51.2%。

截至2020年6月1日，我國在運行的垃圾焚燒廠總計455座，過去5年間焚燒廠數量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5.6%。

據環衛科技網統計，僅2019年全國共開標114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總投資逾600億元。這百余個項目將會在2020-2021年間建成投產，預計新增垃圾處理規模12.8萬噸/天、4600余萬噸/年，年度垃圾處理補貼費用預計30億元。

同時，為爭奪項目、搶占市場，多家企業也以幾近瘋狂的中標價，不斷刷新行業的“底線”。2015年8月，綠色動力(10.350, -0.15, -1.43%)以26.8元/噸的垃圾處理費單價，中標蚌埠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當年12月，三峰環境(10.160, -0.23, -2.21%)中標的紹興垃圾焚燒熱電聯產項目僅為18元/噸，再次令同行咋舌。據悉，1噸垃圾的處理費用一般應在65元~80元左右。

多位行業人士曾對此表示，如此低的中標價格完全不是良性的，后期項目的運營質量和環保達標也令人擔憂，此類惡性競爭的現象值得警惕。

在此背景下，磐之石曾多次呼吁終止垃圾焚燒發電補貼，其發布的《報告》從多個方面論述了終止相關補貼的理由，并表示焚燒處理規模在“十四五”(2021-2025)末可能見頂，甚至出現產能過剩的風險。

《報告》指出，過去十年每座垃圾焚燒廠的年平均運行天數在280天上下浮動，垃圾焚燒廠的處理能力還有較大的挖掘空間。假設所有焚燒廠平均年工作天數可以達到330天，那么焚燒處理能力將會有可觀的提升，可以間接避免未來進行更多的焚燒廠建設。

同時，上海2019年下半年的垃圾分類實踐顯示，干垃圾處置量在2019年底比2018 年底減少了17.5%。可以焚燒的垃圾量在減少，進入焚燒廠的垃圾組分也發生了大的變化，焚燒效率有所提高。

《報告》認為，如果上海的垃圾分類回收效果未來五年在更多的城市展現，終端焚燒處理垃圾總量將較原有趨勢出現下降，從而削減建設新焚燒廠的需求。因為隨著分類回收政策的執行，在增加堆肥和厭氧發酵等處理量、提高回收率的同時，也會降低填埋處理的壓力。而現有1.17億噸填埋設施有處理垃圾的慣性，很難減少填埋量來給焚燒廠提供更多可處理的垃圾。

趙昂向記者表示：“過去五年是垃圾可持續管理拖后腿的五年，垃圾焚燒裹挾著整個行業走的太快，國內已經有一半的垃圾通過焚燒進行處理。我國焚燒處理占比，在國際上已經處于第二梯隊，僅次于日本(72%)。”

“如此快速的發展垃圾焚燒發電，在很大程度上也擠壓了垃圾前端減量、分類、回收和循環使用為主導的可持續垃圾管理體系建立的空間。”上述《報告》指出。

零廢棄聯盟發起人之一毛達博士也表示：“垃圾管理首先要有明確的目標，即減少填埋量和焚燒量。之后，需要建立起優先次序原則，最優先的是源頭減量，其次是資源回收利用，然后才是能量的回收利用(垃圾焚燒發電)，最后是連能量回收也不做的處置方式。同時，垃圾管理過程中還需要注意‘綜合性’，如技術的綜合性、社會參與的多元性等。”

產能過剩?

在近年垃圾焚燒高速擴張的盛宴中，資本無疑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目前，國內旗下在運行垃圾焚燒廠超過10座的企業，大多已通過在A/H股上市，來為其擴張提供更多的“血液”。

如光大國際(0257.HK)、綠色動力(1330.HK，601330SH)、三峰環境(601827.SH)、偉明環保(23.140, -0.26, -1.11% 603568.SH)、啟迪環境(8.390, -0.11, -1.29% 000826.SZ)、旺能環境(19.900, 0.72, 3.75% 002034.SZ)、瀚藍環境(25.000, 0.52, 2.12% 600323.SH)、中國天楹(5.590, -0.11, -1.93% 000035.SZ)等十余家上市公司，都曾從資本市場募資數億元到數十億元，用于垃圾焚燒項目建設。

2019年底，光大國際在運營數量為83個，在建31個，籌建30個;綠色動力在運營項目21個，在建8個，籌建14個。啟迪環境雖未直接披露相關數字，但其表示存在逾140億元的在建工程，主要是固廢在建項目。中國天楹和瀚藍環境的在建工程余額，也都超過40億元。

不過，在行業高歌猛進的同時，有些項目已經出現“吃不飽”的現象。

旺能環境近期公告顯示，公司2017年募資14.76億元建設項目中的攀枝花、臺州二期和河池三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截至2019年末產能利用率分別為55%、80%和93%。攀枝花項目的實際效益僅為承諾的1/3。該公司解釋稱，“主要系垃圾量暫時不及預期、產能利用率不足所致”。

對于未來焚燒發電行業是否存在產能過剩的風險，中華環保聯合會廢棄物發電專委會秘書長郭云高表示：“產能是否會在未來出現過剩，目前還不好判斷。之前有些聲音說，國內可能需要1200座、甚至1500座的焚燒廠，但我認為不能完全按照原來的趨勢去判斷。”

郭云高繼續說道：“因為源頭管控和垃圾分類的工作已經開始，垃圾增量很大的趨勢是不是還會延續，值得觀察。同時，焚燒作為主要的末端處置手段之一，也肯定會長期存在。所以我估計達到1000座的可能性是有的。”

“不過未來五年(‘十四五’)焚燒廠是否會達到1000座，是否會出現產能過剩，還有較大變數。如可再生能源補貼退坡的預期、環保監管趨嚴等，都會對行業發展產生一定影響。”郭云高指出：“將垃圾焚燒廠年均運行天數由280天提升至330天來應對垃圾增長，能緩解未來增量垃圾的部分壓力，但做不到結構性的緩解。因為焚燒廠處理垃圾的范圍是區域性的，如一個焚燒廠能運行330天，供應他的垃圾量只夠燒300天，剩余30天的垃圾不太可能從其他地方運過來，這違背了現有固廢管理的原則。”

環保行業專家張曉文也表示：“垃圾分類實施后，去焚燒廠的垃圾會出現較大的減量。但每個焚燒廠都有一定的服務半徑，比如上海未來的富裕焚燒產能，不太可能去燒外地運來的垃圾，部分沒有焚燒廠的地方還是需要建設。而且許多地方的焚燒廠并不是一次上馬的，會根據人口和經濟情況，分期逐步建設。”

對此，磐之石方面表示：“焚燒廠的服務半徑其實就是單位運輸成本的合理性問題。如果把分類做好，干垃圾占比高，運輸單位成本會進一步下降，服務半徑不會成為主要制約因素。”

張曉文還指出：“像北京、上海的垃圾焚燒處置比例已經很高了，隨著垃圾分類的落地，未來產能降低一些是有可能的。當然，也要結合各個城市的人口、人均垃圾產生量增長等具體情況來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緊補貼、嚴環保

牽動眾多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神經的另一個因素，是電價補貼。

我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將垃圾焚燒發電作為生物質能源納入了補貼范圍，在燃煤標桿電價基礎上給予額外資助。

發電收入歷來是企業收入的“大頭”。從2012年起，入廠每噸垃圾折算280千瓦時，統一標桿電價為0.65元/千瓦時，其中國補部分補貼約0.15元/千瓦時，占發電收入的20%左右。

2019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王毅建議，“調整補貼方式和分攤資金來源、研究差異化補貼方式平衡不同區域項目盈利水平”。財政部在回復中表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效率低、生態效益欠佳，將逐步減少新增項目納入補貼范圍的比例，引導通過垃圾處理費等市場化方式對產業予以支持。

根據財政部、生態環境部聯合印發的通知，自2020年7月1日起，垃圾焚燒廠如存在排放超標、偽造監測數據等環境違法行為，將核減或暫停其電價補貼資金。在該通知之前，僅2020年一季度，就有數家焚燒廠因環境問題被通報或處罰，涉及旺能環境、科融環境(2.690, 0.07, 2.67% 300152.SZ)等上市公司。

蕪湖生態中心長期關注垃圾焚燒領域的環境問題，該中心的項目經理張靜寧向記者表示：“國內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環保落實情況參差不齊，即使如光大國際這樣的頭部企業，在東部大城市和在安徽等中西部地區，環保方面的效果也存在差異。”

對于可能的補貼退坡問題，張曉文表示：“之前許多投資的項目都是按有補貼的情況去做的，突然斷崖式的停掉補貼涉及面會很廣，也有悖于契約精神，這樣做的可能性極低”。

“把取消、核減國補作為環境違法處罰的內容之一，同直接取消補貼有所不同。因為環保行業享受著許多優惠政策，企業因環境違法無法繼續獲得優惠政策，是慣常做法。當然，這也給企業傳遞了一個有威懾力的信號，就是國補并不是不能‘動刀子的’。”張曉文分析道：“補貼未來有可能是多樣性的，有些區域需要補貼，有些區域可能不用補貼，不過短期內政策大調整的可能性不大。未來使用者付費的傳導機制如果能建立起來，補貼有可能全面退出，但在此之前政府仍需兜底。”

對此，郭云高表示：“整體上國內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規范運行和達標排放效果還不錯。當然，同公眾和環保組織期望的狀態還有差距。企業需要更重視規范運行和達標排放，因為未來環境違法的影響將會是致命的。”

補貼收緊已成趨勢，而補貼拖欠也令企業鬧心。

對于多家有垃圾焚燒發電業務的上市公司而言，補貼拖欠貢獻了部分趴在賬上的應收賬款。2019年末，啟迪環境應收賬款達68億元，與其當期營收之比為67%;中國天楹、旺能環境和上海環境(13.120, -0.16, -1.20%)應收賬款分別為57億元、4億元和11億元，與營收比都超過30%。

啟迪環境董秘張維婭曾向記者解釋高額應收賬款的原因：“拿國補會有個時間周期，一般一個季度或半年結一次，我們有一部分還沒到位。對垃圾焚燒廠運營來說，應收的賬期比較長確實會有影響。”

張維婭補充道：“我們2015年才開始做焚燒發電廠運營，原來是以工程、水務、設備集成供應業務為主，所以補貼拖欠形成的應收，分攤下來不算太大。”

近期綠色動力董秘朱曙光也向記者解釋稱：“公司趨緊的現金流和同比增長近一倍的應收賬款，部分是因為垃圾焚燒發電補貼的拖欠。”他同時還提到，“部分地方連垃圾處理費也開始拖欠了。”

對此，郭云高說道：“國補拖欠在行業內是普遍問題，拖欠周期也確實比較長，有些新投運的焚燒廠要2~3年才能拿到補貼。此外部分地方財政也很緊張，垃圾處理費的拖欠也較普遍。據了解，有些焚燒廠從投運到現在5年了，垃圾處理費以億計了，還一直被拖著。”

張曉文也表示：“焚燒企業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垃圾處理費、上網電價和補貼。現在基層政府沒錢，處理費自然能拖就拖，早晚會結算，但會有一個周期。這會給企業經營帶來一定的資金壓力。”

增長的壓力

狂飆突進之下，除了補貼和環保的雙重壓力，在資本層面，行業內上市公司還積累了諸多風險。

2019年末，光大國際負債規模為668億元，中國天楹為355億元，啟迪環境為276億元;瀚藍環境、上海環境(601200.SH)和綠色動力也都負債超百億元。

高額債務帶來了大筆財務費用，“吃掉”了企業利潤。2019年，啟迪環境、中國天楹和綠色動力的財務費用分別為7億元、5.6億元和3.3億元，與其當期扣非凈利潤之比分別為4.7、0.9和0.8。

張曉文表示：“近年業內企業擴張都形成很高的負債，帶來了一些高杠桿的資產。這些負債風險取決于，借錢投的焚燒項目未來的經營情況。目前融資利率在走低，融資成本也在下降，整體上對經營性的、高杠桿的垃圾焚燒發電企業不是壞事。這些項目在短期的經營情況，會基本符合預期，企業的融資風險不算太大。”

張曉文講道：“焚燒項目成本回收期一般在7~8年左右，企業如果能平滑地度過主要的融資高峰期，手上形成的資產還是不錯的。但如果項目都是短期融資，或者遇到整個債務市場出現大的波動，再疊加企業原本就在惡化的經營現金流，就會給緊繃的資金鏈帶來新壓力。”

從經營現金流來看，光大國際和綠色動力近三年持續為負，啟迪環境在2017~2018年也為負值、2019年才由負轉正。

或有負債部分，在2019年，綠色動力、中國天楹、偉明環保和高能環境(14.000, 0.23, 1.67%)的對外擔保分別為57億元、190億元、72億元和49億元，與凈資產之比都超過了150%;三峰環境(49億元)和旺能環境(39億元)對外擔保與凈資產之比，也在100%上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在近年紛紛試水和拓展環衛、廚余處置和垃圾分類領域，謀求業務重心的轉移。

張曉文分析認為，目前業內企業的核心壓力，一部分來自于賬面杠桿和經營現金流惡化;另一部分更多的則來自于業績的增長。

“如果沒有成長性，故事會講不下去，在資本市場的估值就會很低。”張曉文表示：“尤其對于民營企業，沒有估值在資本市場上存在感會很低，市值會不斷縮水或穩定在很低水平，各方面的資本運作也會失效。所以部分業內企業需要轉型，不能只瞄著垃圾焚燒發電業務。”

“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目前沒有暴利，是個有穩定收益的行業。”在郭云高看來，“整個行業現在處于行穩致遠的階段，沒有了以前那種資本推動的泡沫式繁榮。”